2026/03/12 誰動了，神聖的婚姻——從中式傳統婚禮，談婚姻的世俗化

誰動了，神聖的婚姻
—— 從中式傳統婚禮，談婚姻的世俗化
Pino（小若瑟）神父

前言
中國是個十分重視“禮”的民族，從人的出生到死亡，甚至死後，在每個生命階段都有與之相對的“禮儀”，可稱之為“生命禮儀”（rites of life）, 具體體現在出生禮，成年禮，婚禮，喪禮，葬禮和祭禮。
本文討論的問題，不是從宗教的角度看待婚姻，而是從婚禮的角度看“婚姻的神聖性”或宗教性，借助探索中國古代婚禮儀式所蘊含的文化意義（感恩緬懷，安度當下，繁衍生命）和對婚禮採取“敬，慎，重，正”的態度，更好幫助現代人理解婚姻禮儀的目的和意義。

中國文化的“禮”和“俗”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1]，可見最初的禮儀制度和風俗習慣，都源自日常飲食和生活。中國文化中，禮的觀念主要經歷三個主要時期：第一，“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2]，可見，禮的本意是“宗教性”的禮儀，更確切為大家公共遵守的生活方式。第二，禮被稱為“踐履”之事[3]，即習慣風俗在於合於義理，並視為行為規範的規矩；第三，禮，體也[4]。古人把禮比作人的身體，禮被形容為國家的根本。另外，從中國禮文化的演變中，錢穆先生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宗教性的禮（神與人）；二是政治性的禮（周代的宗法組織和制度）；三是，社會性的禮（禮制和德治：儒家的三綱五常）[5]。
俗，社會的習慣；禮，社會習慣的典範，故此“禮俗以馭其民”[6]的政治功能十分明顯。傳統的中國社會裡，主要存在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少數人掌握的文字或書寫的文化，把“大眾自然”的生活規範，融入更多的道德觀念，社會觀念和政治觀念，可稱為“禮法”，以皇家，貴族和社會上層人士為代表的達到“貴族化”和“特權化”（受命於天），強化其階級特有的地位和權利（刑不上大夫），賦予“禮”更多的階級性和特權性；反之，多數人生活在農村，以口傳等方式流行的大眾文化和習俗，成為民眾安身立命的規範。不同地區的人們，因著其地域，語言等不同元素，也出現“十裡不同禮，百里不同俗” 等現象，尤其表現在婚禮和喪禮活動中。
長久的中國傳統社會生活中，以貴族和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禮”文化和以民間大眾為代表的“俗“文化，雖具有不同的生活形態，二者卻不對立，更多是相互影響和支撐，導致生活的俗禮更生活化和實用化。同時”禮“借助政治，教育等力量進一步加強對大眾道德生活的規範和指導。故此，錢穆先生提出，“俗乃是由禮蛻變而來，禮亦是由俗規定而成，二者是同一源流，志氣表現不同而已”[7]。

傳統的中式婚禮
傳統的中國社會中，多數人認可的“人生四大喜事”及“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8]，其中婚禮被視為“ 最討喜的禮儀”和“人最幸福的日子”。
婚禮（wedding）具有深遠的意義，“昏禮者，將合兩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禮記·昏義）[9]。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正式的婚禮，不僅僅能結合兩個不同姓氏家族的血緣，達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對上，夫婦共同侍奉宗廟的祭祀，不愧對祖先；對下，夫婦生育兒女，繁衍家族，血統不斷。故此，婚禮被視為“禮”之根本，也是每個人生命禮儀的重要轉捩點。
對於沒有結婚的族人，無論男女，被稱為“沒有成家者”，不可以進入家族的祠堂和墳地。對於幼童的早夭現象，出現冥婚的習俗；若沒有子嗣，出現過繼或領養子女的傳統。

古代婚禮流程
    婚姻中的禮儀從古至今都受到重視，古代議婚和定訂婚的典禮，包括周代形成，被歷代較為完成承襲下的“三書六禮[10]和“共牢合巹“[11]，在當代的婚姻禮儀中也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三書，指聘書（訂婚書），禮書（過大禮的文書即物品清單和數量）和迎書（迎娶新娘的文書）；六禮，指傳統的中國婚姻禮儀，包括納采（男方向女方獻禮求婚的儀式，大雁為象徵物），問名（詢問女方的姓名，出生年月和時辰），納吉（男方在祖廟內占卜，求吉兆），納徵（男方向女方贈送聘禮），請期（告知初步吉日的選定）和親迎（男方家族迎娶新娘）共六道程式[12]；
共牢合巹，即喝交杯酒的習俗。“合巹“最早為西周時期的婚俗禮儀。巹，一種不能吃的苦瓜。合巹的習俗，先將一隻苦瓜一劈為二，然後用繩先綑住柄，連在一起，新人各執一半盛滿酒的苦瓜瓢一飲而盡，代表新人在婚後的生活中互相扶持，甘苦與共（參考《儀禮‧士昏禮》[13]）。在唐代時期，合巹禮中的巹制器皿（瓢）被酒杯代替，也首次出現“交杯酒”一詞。無論宋朝史，兩隻彩絲纏繞的酒杯，還是清代婚禮中“攥錢財”的風俗等，都承載對新人的美好祝福，三書六禮規範著古代社會秩序，共牢合巹等婚禮習俗都有不同的禮儀方式表達中國婚姻文化，更是“禮”的傳承和發展。

中式婚禮特色
一是，重視家族，男女婚姻的確定來自“父母之命”，而非“個人意願”。婚禮過程中，父母、親友，甚至過世的祖先佔據主要角色，新婚夫婦透過禮儀被父母，家族親友公開認可和被祝福。由於父母家長擁有決定權，導致“包辦婚姻”和“家族利益為上”的婚姻現象。
二是，婚姻財產。無論男方為婚姻準備的聘禮和經濟基礎，亦或是女方的嫁妝，“財務”為婚姻的確定和發展都產生深遠影響，也出現“以利言婚”的現象。
三是，男性特有的地位。首先，婚禮的主要步驟由男方主動，參與者多為男方家人親友，女方以被動的角色參與；其次，父權社會下，男尊女卑的觀念和體制導致，婚禮儀式中更多“強調”：合兩姓之好，男女親和，更多以男方及其親族為重。
舊式婚禮依舊存在諸多弊端，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辦婚姻成為常態，男女當事人很少自由獨立的擇偶權利；二是父母的擇偶標準，往往考慮家族或家庭的利益，或按照父母的擇偶標準取捨，更多重視門第，財產和職業等因素，忽略男女雙方以感情和信任為基礎的關係。

新式婚禮 – 文明結婚[14]
傳統中國社會，“禮”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響深遠。明清時期改良社會禮俗成為新儒家的使命，並提出以“儒禮正俗禮“的思想，尤其“四禮學”的興起，四禮指的是：婚禮，喪禮，葬禮和祭禮。提倡強化控制女性身體和精神，女性被要求“三從四德”，“守節”，“節烈”等規範。女性地位的下降，體現於夫妻關係明顯的男尊女卑，強調女性的忠貞，重生育等，傳承“香火”為婚姻的首要目的，也是女性最大的任務和榮譽。隨著貞潔觀念被誇大和推廣。明清時期，“貞節”，“忠貞”等觀念逐漸成為婦女道德的標竿和束縛，將對節婦的表彰和鼓勵制度化，鼓勵寡婦守節或殉情，女性再嫁受到極大限制，被視為極大的不道德和被大眾詆毀[15]。
隨著西方“男女平等”，“自由戀愛”等觀念的傳入，中國知識界開創非傳統婚姻（文明婚姻）的禮制，禮俗和創新行為。20世紀的“新文化運動”和20世紀中葉的“文化革命”運動中，新的價值體系和規範也衝擊傳統的婚禮甚至被替代，構建出“新禮俗、新價值、新規範”。民國時期的社會，以自由，民主為潮流，出現不同以往的現象：女性地位的提升，提倡男女自由戀愛，婚姻自主決定，並以西方的新式婚禮為規範，拒絕傳統婚禮的規範性。
新式結婚，即“文明結婚”，特別在於男女青年經介紹人或自由的戀愛，經雙方家長同意而結婚，以雙方男女的意願為首要，婚禮務求節儉，不提倡奢侈攀比[16]。事實上，民國初期的文明結婚，多以留學生或新式學堂學生為主，他們接受西式文化教育的同時，更接納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婚姻觀念，積極反對傳統的婚姻觀念和習俗，成為新式文明婚姻的最早宣導者和實踐者。民國時期，文明婚姻即新式婚姻思想和婚禮規範，所涉及範圍多為進步青年和大城市，為多少普通家庭影響不大，更多是思想解放和嘗試，並未涉及法律和社會層面的變動。1930年“中華民國民法-親屬編”的公佈，首次在法律層面確立形式上的“一夫一妻制”，廢除納妾制度，促進婚姻自由和婦女權益，並在婚姻，離婚和家庭財產等方面引入西方現代民主觀念。可見，中國婚姻制度開啟從傳統的“禮法”或“禮規”發展到個人主義，從家長制度發展到契約制度的過程[17]。直到194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依法律確定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等原則，明確禁止重婚，納妾和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益。從此，婚姻才完全由男女雙方自由決定，完全脫離傳統父母在婚姻確立和解除的角色和權利。
從舊式婚禮到新式婚禮不僅僅是結婚儀式的改革，更是婚姻的性質和婚姻觀念的改變。民國時期婚俗變遷，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婚姻觀念重大的轉變，提出“自由婚姻”的同時，主張“廢除舊的婚姻制度”。二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被提出，批判納妾制度；包辦婚姻減少，自由婚姻增多，離婚更加自由，離婚案件增多；婚禮趨向簡化，受到大眾婚姻，例如集團結婚的婚禮形式[18]。
今天的中國社會，一些“傳統的婚俗”依舊延續其特有的“禮俗”和“規範”，例如相親，提親，跨火盆，鬧洞房和回門等。也增添一些新民俗，例如，攔新郎，護新娘，戲新人，祈子嗣和求平安，卻多為婚禮當天舉行。總之，今天婚禮活動增加了新人之間，新人和親友之間的互動和參與，具有“祝福和喜樂”等積極意義，賦予新的“禮俗“結合的新成果。同時，婚慶文化過度的世俗化和商業化，也扭曲或喪失婚姻真正意義的呈現，例如，婚紗攝影，婚慶現場，婚宴，蜜月旅行等。
不可否認，現代婚姻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時代性問題，例如，單身人口（剩男、剩女現象），外遇問題（婚內出軌、養情人），以及高居不下的離婚率，由此引發的家庭危機，社會問題，也造成社會環境和文化影響深遠。新型婚禮變成大型的形式主義表演，滋生大量奇怪的婚俗，趨向個性化，體驗化。

中式婚禮的神聖性
中式傳統的婚姻往往“上天註定”的姻緣理論超過個人自由意願，尤其強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規範，鞏固家族利益等。男女的婚姻被視為“天作之合”，並承繼天地陰陽之性，透過五行八字的匹配，進一步強化婚姻的和諧度和合理性。
為此，婚姻的神聖性，以具體可見的方式，表現在隆重和神聖的婚姻禮儀和規範上。傳統中式婚禮中“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對拜”的儀式，呈現出中國傳統的宇宙觀、倫理觀和陰陽哲學，體現“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婚姻具體體現出人類順應延續天道，即“與天地合其德[19]的方式。同時，婚姻更是孝道的最佳實現，傳承家族血脈和家長職責的交接；夫妻關係和角色也實現陰陽和諧之道，尤其表現在“男主外女主內”，“夫唱婦隨”的夫妻關係。
婚禮禮儀更多是對當下文化思想的反映，例如男性氏族社會中男尊女卑的關係，重男輕女的思想。莊重的婚禮禮儀用來鞏固宗法制度的家庭倫理，也調和社會各個階層的倫常秩序，避免淫亂等亂象；從負面角度說，婚姻禮儀所象徵的男女婚姻角色，責任和義務突出，生養子女成為夫妻生活的中心，過度強調女性的忠貞和殉情，相反，成功男性將納妾或尋花問柳成為“成功人士”的表現[20]。

基督徒的婚禮
中式婚禮強調“家族責任和世俗盟約”的神聖性；基督徒婚禮的神聖性源自天主，“男女雙方是借著婚姻盟約結合為終身伴侶，實現天主愛的盟約和夫婦彼此的委身；其本質指向夫妻的福祉及生育和教育子女，兩位領洗者間的婚姻被提升到聖事的尊位”[21]。無論中式還是基督徒的婚姻，兩者在“敬天地和夫婦委身”有相似之處，卻在祭拜祖先，婚姻神學觀和婚戀關係等有差異。
對基督徒而言，唯有天主自己是婚姻的創造者，並將婚姻的聖召銘刻在男人和女人的本性上。在不同的文化，社會結構和宗教經驗中，婚姻從來不是一種純粹人為的制度。愛的召叫，為每個人都是與生俱來的，同時男女為對方而受造。聖經在創世記特別之處“人要離開自己的父母……二人成為一體”（創2:18-25），透過男女相互的愛情反映天主的美好。
人與其他受造物不同，東西方都強調人不同於其它生物，透過學習和練習建立道德倫理和健全人格。婚姻是天主所創造，邀請男女二人透過彼此的夫婦之愛進入和彰顯神的圓滿之愛，透過愛的盟約參與生命的創造和管理世間萬物（創1 :28）。
對中國基督徒而言，天主所建立婚姻，男女二人自由締結愛的盟約，不隸屬任何世俗法律和宗族權威。夫妻之愛以基督無條件的愛為基礎，夫妻生活更多要彼此尊重，接納和犧牲，而非傳承的兩性捆綁和佔有掌控另一方。尊重個人的獨立性和權益，在婚姻中彼此委身，更推動男女平等和個人生命的豐富。
今天，很多時候，在教堂裡舉辦的婚禮，參加的都是基督徒，卻看不到一個“以基督精神”為中心的婚姻，缺乏基督福音的見證和標記，更多是為“慶典活動，甚至社交聚餐。事實上，聖經從沒有要求基督徒一定要舉行基督教形式的婚禮，相反，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的婚禮更多為：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為展現愛的福音，尤其透過準備婚禮，分享婚禮資訊，婚禮細節，尤其針對不同關係的個人或團體做“福音性的標記”，而並非過度“世俗化和商業化”。

一些建議

一，不偏離“愛的福音”精神，遠離自我主義和攀比心態。基督徒婚姻是聖事，為願意在天主和教會前，締結神聖婚姻的基督徒夫婦。 視為夫婦借助愛的盟約，參加天主的創世工程，借著夫妻生活，養育子女，參與教會。
二，婚禮絕對不是“基督徒個人的高光時刻”，反而，此刻天主的愛的計畫和愛的盟約透過對夫婦的祝福，開始基督徒愛的盟約。
三，無論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應注意“聚會的和諧”，以尊重的態度，接受並參與整個禮儀，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彰顯福音的意義。
四，基督徒婚禮的意義：確立愛的盟約；彰顯愛的精神，尤其借助婚禮的符號或標記性的作用。
五，尊重和關注不同人群，例如父母，親友和本地教會；聆聽來自神職人員或成熟基督徒的建議和指導，不害怕“超出常理”的婚禮想法。
六，尊重所有參與者，用福音和感恩對待，呈現福音的兄弟姐妹關係，而非僅僅商務或人際關係。

總之，今天國人的婚禮文化夾雜了更多的俗化和形式化的元素，最大限度的追求“世俗社會”的合法性和大眾的認可，事實上，中國基督徒有責任將“禮俗文化”， 透過福音愛的價值和符號，引導婚姻社會和社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