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羅馬聖多瑪斯大學的聖若望保祿二世文化研究所與華沙的聖尼各老基金會聯合製作的講座《若望保祿二世：精髓》。講座將探討嘉祿·沃伊蒂瓦（Karol Wojtyła），即後來成為教宗的聖若望保祿二世的生命經歷與思想遺產。這位當代歷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其一生將信仰、智慧與人性尊嚴融為一體。

講座由美國知名天主教作家、神學家George Weigel教授主講，他是若望保祿二世權威傳記《希望的見證》與《終結與開始》的作者。

第一集：嘉祿·若瑟·沃伊蒂瓦：在烈火中鍛造的基督門徒

▶ 觀看第一集

沃伊蒂瓦於1920年出生於波蘭的瓦多維采，是波蘭自19世紀末被瓜分重獲獨立後第一代自由出生的國民。他成長於一個獨特的文化背景中，這文化由波蘭語言、文學與天主教信仰構成。這段歷史造就了一個深具民族意識、文化根基與宗教信仰的社會氛圍。瓦多維采是個多元宗教共存的小鎮，約20%為猶太人，居民之間秉持宗教寬容精神，尊重彼此差異。

嘉祿從小展現出文學與戲劇的天賦，年輕時便熱衷於詩作與劇場表演。他的母親早逝，父親成為他最重要的導師與精神支柱，教導他波蘭歷史與文學。1938年，他與父親一同搬至克拉科夫，就讀雅蓋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並主修波蘭文學。他原以為自己會成為劇作家或大學教授，卻因1939年納粹德國入侵波蘭而被迫中斷學業。

在德軍佔領下，波蘭高等教育遭到全面關閉，知識分子被逮捕甚至處決。為避免被強制送往德國當奴工，沃伊蒂瓦被迫在礦場與化工廠勞動。這段艱辛經歷，使他深刻尊重勞工，並見識到戰爭中的人性光輝與殘酷。

戰爭期間，他經歷了極大的個人損失：父母與兄長皆已去世，他孤身一人。然而，正是在這段最孤單的時期，他遇見了關鍵的靈修導師，雅努什·蒂拉諾夫斯基（Jan Tyranowski）。這位教育程度不高的裁縫，卻在聖女小德蘭與聖十字若望的神秘神修著作中陶冶心靈，也引導嘉祿進入更深的靈修生活。

在蒂拉諾夫斯基的影響下，嘉祿發展出一套成熟的瑪利亞信仰觀。他原先對傳統的聖母虔敬感到不滿，認為那可能使人偏離與基督的直接關係，但透過聖路易·蒙福的著作《真誠孝愛聖母》，他體會到真正的瑪利亞虔敬是引人更親近基督，並進入聖三的奧蹟。

除了靈修，他也參與地下的文化抵抗行動，成為「抒情劇場」（Rhapsodic Theater）重要成員。透過朗誦波蘭詩文與戲劇，他和一群年輕人堅守文化與民族認同。在納粹宣傳聲中持續朗誦詩篇，展現他堅定傳達真理的信念，也為他日後的教宗角色奠定了「反抗文化」的典範。

這一切在他心中逐漸形成一個明確的呼召：將一生奉獻於保護人性尊嚴。他於戰爭期間加入地下修院，秘密修讀神學，直到戰爭末期，克拉科夫總主教薩皮耶哈將他與其他修生藏匿起來，避免遭納粹逮捕。1946年11月1日，若望保祿二世在主教官邸的小堂內晉鐸成為神父，開始了他牧職與影響世界的旅程。

第二集：為捍衛人性尊嚴的基督徒人文精神

▶ 觀看第二集

接續前一集介紹嘉祿·沃伊蒂瓦（即後來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早年生活與聖召的成長歷程。這一集聚焦於他晉鐸後作為牧者、哲學家、神學家、大學教授、主教乃至樞機時期的重要經歷與思想。他的核心理念是：每一個人都擁有上主所賜、不可剝奪的人性尊嚴。

沃伊蒂瓦於1946年11月1日晉鐸，受命前往羅馬宗座聖多瑪斯大學（Angelicum）攻讀神學博士，論文主題為聖十字若望的信德。他在歐洲求學期間也走訪法國與比利時，觀察當地「工人神父」運動，這些神父進入工廠工作並傳福音，試圖與加入共產工會的工人對話。

在羅馬期間，他接受了著名的新托馬斯主義神學家加里古-拉格朗日（Reginald Garrigou-Lagrange）指導。雖然他尊重老師對神學與神祕主義的研究，但也認為這種僵化的神學方法無法應對戰後世界的挑戰。

1948年獲得學位後返回克拉科夫，他被派往聖佛羅倫斯堂區，負責學生與青年牧靈，開啟他與年輕人長期深厚的友誼與信仰同行關係，後來這群人被稱為「Środowisko」團體。在共產體制壓迫下，他以創新方式培育信仰，包括露營、滑雪、划船等戶外活動，也常在野外以翻覆的獨木舟作祭台舉行彌撒。

這段經驗使他堅信聖德是所有基督徒的普遍召叫，而非僅限於神職人員。他主張信仰應滲透生活各層面（工作、家庭、休閒）使整個人生被聖化。他強調天主教信仰不是一種生活風格選擇，而是全人生活的聖化之道。

1950年代他受命撰寫第二篇博士論文，以便成為大學教授。他選擇探討德國現象學家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嘗試以現代哲學語言詮釋永恆真理。隨後他在波蘭盧布林的天主教大學（KUL）任教，該校是共產世界中唯一的自由哲學教學場所，他與同仁開展建基於「人」本位的哲學探索，認為哲學應由人出發，再推論世界與真理。

他在課堂中研讀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Bentham），認為功利主義會把人分類為「有用」或「無用」，這是對人性尊嚴的新一波威脅。因此，他認為應從根本對抗這種去除人性化的觀點。

1958年，38歲的他被任命為克拉科夫輔理主教。隔年，若望二十三世教宗宣布召開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籌備過程中，全球主教獲邀提交建議，多數人提供改革清單，而沃伊蒂瓦提交的卻是一篇哲學反思信，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何20世紀前半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極權主義、納粹、共產主義與大屠殺等人間悲劇？他認為這是因為錯誤的人觀導致制度與社會崩壞。

他主張，教會應以基督的人性與神性，重新提出正確的「人性觀」來拯救西方人文主義。人是按天主肖像受造、受召與天主合一、獲得永恆生命。這種基督宗教人文主義，正是梵二應對現代世界危機的答案。

在會議期間，他積極參與《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和《信仰自由宣言》的撰寫，強調「尋找並忠於真理」是宗教自由的核心。他在憲章中插入兩段深具神學與人學意義的教導：第一，耶穌基督彰顯天主與人的真理；第二，人的生命是禮物，我們也應將生命作為禮物給予他人。

會議結束後，沃伊蒂瓦回到克拉科夫，展開為期九年的教區改革，祈禱及深入反思梵二文件後，實踐其教導。他也完成哲學名著《位格與行動》（Person and Act），嘗試為人是誰及應該如何生活以達到幸福，建立哲學基礎。

1977年，他成功在共產當局強烈反對下於新城區 Nowa Huta 建立「方舟教堂」，象徵信仰自由的重大勝利。隔年，他於1978年10月16日當選教宗，是455年來首位非義大利教宗、也是第一位斯拉夫教宗。

他的當選震驚全球，但正如梵二神學家康加爾（Yves Congar）所形容的，沃伊蒂瓦具備「充滿平安、難以抗拒的先知力量與魅力」，是一位徹底皈依的門徒、聰慧、喜樂、洞察人性的牧人，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他的教宗職務，堪稱20世紀後半最重要的宗座任期。

第三集：喚醒良知，改變歷史

▶ 觀看第三集

這集聚焦於若望保祿二世教宗任期的前十年。這位「來自遠方的教宗」不僅在社會和政治層面上推動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在道德與靈性層面上喚醒人心，影響現代歷史的走向。

1978年10月22日，在羅馬聖伯多祿廣場，若望保祿二世正式就任教宗，他以義大利語向世界發出呼聲：「不要害怕！向基督敞開大門！」這句話成為整個教宗任期的主軸。他提醒世人，唯有基督能揭示人真正的本質與尊嚴。法國記者安德烈・佛羅薩在那天報導說：「這不是來自波蘭的教宗，這是來自加里肋亞的教宗。」他的意思是，這位教宗將如同第一代宗徒般，以熱情與信仰燃燒世界，宣講真理、喚醒人心。

教宗上任後首次至意大利的聖母朝聖地 Mentorella朝聖，一位來自東歐的信徒喊道：「教宗，請不要忘記沉默的教會！」教宗立刻回應：「它已經不再沉默，因為它現在用我的聲音說話。」這表達了他要為東歐受壓迫的教會發聲的決心。接著，教宗會見了曾遭蘇聯囚禁17年的烏克蘭希臘教會樞機主教若瑟・斯立比（Josyf Slipyj）。他們的公開會晤，對蘇聯是一項警訊：這位教宗不怕說真話，也代表沉默教會站出來。

1979年6月，教宗首次回到祖國波蘭。在為期九天的訪問中，他公開講道五十多次，主題一貫：「你們不是他們（那些共產政權當局）所說的那樣。他們不斷改寫波蘭歷史，試圖抹去波蘭文化，但你們不是他們所定義的那種人。請允許我提醒你們，你們是誰。你們是一個擁有獨特歷史與文化的民族，而這文化的核心，就是你們的天主教信仰，是你們對《聖經》中天主以及祂降生成人的聖子（納匝肋人耶穌）的信仰。若你們願意承認這一點、擁抱這一點、重新找回你們對自我的真實認識，並生活在這個真理當中，那麼你們終將找到一套共產主義永遠無法對抗的抵抗工具。」他喚醒波蘭人民記起自身的歷史與文化核心，即天主教信仰。這不只是宗教復興，更是一場靈性覺醒。在那九天中，超過三分之一波蘭人民親自參與教宗活動。教會堅持負責人群管理，這次經驗顯示人民有能力組織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這成為一場集體的「自由演練」，讓人民意識到：「我們不孤單，我們可以自己決定命運。」

一年後，1980年，團結工會在格但斯克成立。不同以往的是，這次不只是工人，還有知識分子、教會人士、信徒與非信徒共同參與，展現出「公民友誼」的社會美德，喚醒良心的力量，讓反抗有了持續下去的可能。團結工會的壯大激怒蘇聯，1980年底，華沙公約國軍隊包圍波蘭，但未出兵。這是因為西方世界施壓，特別是貿易與工會的抵制威脅；而教宗寫信給蘇共中央書記Leonid Brezhnev，警告若進軍波蘭，將如1939年蘇聯入侵一樣，成為歷史罪行。

1981年5月13日，教宗在聖伯多祿廣場遭到暗殺，一顆子彈幾毫米之差幾乎致命。他堅信是聖母瑪利亞改變了子彈的軌道，使他獲救。這場前所未有的事件讓他更加堅定不畏強權、繼續宣講真理。

1983年6月，在波蘭軍管法仍在實施的情況下，教宗再度訪問祖國。他刻意表現出沉重與關切，用行動向人民表示「我明白你們的痛苦」。這次訪問再次喚起人民的希望，讓抵抗重燃。1987年，教宗第三次訪問波蘭，並預告自由即將來臨。他在夏天對朋友預言：「波蘭將會自由，很快。」雖然對方不信，但他說得對。1989年，波蘭舉行半自由選舉，團結工會贏得全部自由席次，沒有一位共產黨員當選，歷史開始翻轉。這股「良心的革命」像骨牌效應般蔓延至整個中東歐，揭開共產主義自我解體的序幕。

過去200年，歷史被認為是政治或經濟所推動；但若望保祿二世證明，真正推動歷史的是文化，而文化的核心是「宗教」。人是有信仰的，關鍵是我們敬拜的是誰：真神還是假神。這場良心的革命，證明了敬拜真神、活在真理中，不只帶來個人的快樂，也能引領整個社會走向更人道的未來。當他2005年逝世時，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稱他為「20世紀下半葉的代表性人物」。冷戰歷史學者甘迺迪也說：「1979年6月2日，他踏上波蘭國土的那一刻，就是歐洲共產主義終結的起點。」

第四集：使命中的教會

▶ 觀看第四集

這集講座探討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任期第二個十年的主要議題與倡議，特別聚焦他如何理解現代世界中教會的角色與使命，以及他如何努力使教會在邁入第三個千年之際，重獲動能，成為基督門徒的共融團體。

1978年，嘉祿·沃伊蒂瓦被選為教宗時，特別是在北大西洋地區，教會正處於低潮。梵二會議結束後引發激烈爭論，許多人對會議的真正意圖、實施方式以及教會應如何面對世界感到困惑和疲憊。教會似乎失去了傳教與文化上的主動性。

若望保祿二世的整個教宗任期，就是一場教會再出發的行動。他從就任之初的名言「不要害怕，向基督敞開大門」開始，不只對共產主義政權發聲，也向教會內部喊話：不要害怕與現代世界接觸，而是要以基督的名走入世界。

他深信梵二是一項聖神的恩賜，並承諾他的教宗職將致力於全面實踐梵二大公會議。在當時，有兩種對梵二的解讀：一種認為應徹底重塑教會，包括教義、道德與對世界的立場；另一種（若望保祿二世所持觀點）則主張應在傳統的延續中進行改革與更新。

為了提供正確詮釋的方向，1985年，教宗召集特別主教會議，提出教會應被理解為「傳教使命中的共融門徒」（the Church as a communion of disciples in mission）。這一觀點成為理解梵二的關鍵：基督徒信仰始於與耶穌基督的個人關係，但這種關係會將人帶入教會這個共融的奧體，而這個共融團體的本質即是傳教使命。

為了更具體地詮釋與傳達梵二大公會議，教宗推動編撰《天主教教理》，這本七百多頁的教理書不僅完整說明了信仰內容，也成為「梵二寶盒的鑰匙」，幫助教會正確解讀並實踐梵二會議。這也是全球唯一在千禧年到來前做出如此信仰闡明的基督宗教團體。

在他任期的第二個十年，若望保祿二世還有另一重大行動：大規模提名與封聖。他封聖與列真福者的人數超過歷任教宗總和。原因是他深信聖人無所不在，聖人並非完美無瑕者，而是勇於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信仰的人。他簡化封聖程序，讓更多現代信徒能以這些見證者為榜樣。

教宗也活出「普世牧者」的身分，旅行無數，訪問全球，猶如伯多祿本人去探訪弟兄姐妹。他的非洲之行（共十次）特別影響深遠，助長了非洲教會的成長，使非洲成為21世紀教會的重心之一。

另一個重大創舉是世界青年日（World Youth Day），這場全球青年信仰聚會，在1993年丹佛舉辦時對美國教會產生深遠影響，激發一波平信徒的信仰運動，使美國教會成為北大西洋地區最具活力的天主教團體。

1991年發表的《救主的使命》（Redemptoris Missio）通諭是這十年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教宗明言：「基督教國家（Christendom）已經結束。」信仰不能再依賴文化與家庭的傳承，而必須重新成為一項傳教使命。他提出三個關鍵：第一，教會不是「擁有」使命，而其本身「就是」使命；第二，到處都是傳教領域，包括家庭、工作、社會；第三，每位受洗者都是傳教士，皆領受了「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的大使命。

在21世紀第三個十年，哪裡的教會仍充滿活力？答案是，那些擁抱完整信仰、奉行「每人皆為傳教士門徒」的教會。而那些試圖用當代文化價值取代信仰、試圖將梵二看為與過去斷裂而非延續的教會，則逐漸衰敗。

若望保祿二世所描繪的這個傳教型教會，是一個致力於治癒世界傷痕的教會。他在戰爭與極權的磨難中體會到人性被撕裂，而教會的存在，正是為了成為天主憐憫的延伸，向世界提供治癒與更新。這樣的信念與行動，正是他對21世紀教會的最深刻貢獻，也將繼續在未來世代中發揮影響。

第五集：聖德的見證

▶ 觀看第五集

本講聚焦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如何引領教會進入第三個千年，以及他在2000年禧年中的重大倡議和訊息。他在生命最後的幾年中經歷了極大的痛苦與公開的身體折磨，卻仍堅定不移地為基督作見證，並持續宣揚人性尊嚴的真理。

在他長達26年半的教宗任期中，若望保祿二世重新塑造了教宗的角色與教會與世界的關係。從他當選那一晚所說的「我來自遙遠的國家」（from a faraway country）起，他便已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領導方式。他不再只是管理羅馬聖座官僚體系的「總經理」，而是成為一位道德見證人與福音傳播者。他效法聖伯多祿的榜樣，走向世界，宣講基督的福音與人的真理。他也改變了教會與世俗權力的互動方式，強調教宗的首要身份是一位說出真理的道德見證人，而非政治代表。

這樣的精神在2000年禧年中展現無遺。這個禧年是他任內最重要的時刻之一，也是他實現波蘭樞機主教維辛斯基對他說的話：「你要帶領教會進入第三個千年。」他用這次機會重振教會的傳教使命，特別是藉著強調「慈悲」，將天主的愛與治癒帶入這個破碎的世界。

禧年高潮之一是他在2000年3月前往聖地的牧靈之旅。這是他多年夢想的時刻。即便年事已高、罹患帕金森氏症、地緣政治複雜、行程繁重，他仍堅持前往，為要提醒世人：基督信仰不是神話，而是發生在歷史上、具體空間與地點的事實。他也藉此與猶太人民進行和解。身為一位自幼與猶太人共處、親身經歷猶太人大屠殺的波蘭人，他深知猶太民族的苦難。他在耶路撒冷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沉默祈禱，以及在西牆留下的懺悔禱文，為天主教與猶太教之間的關係開創了嶄新局面。

禧年中另一個象徵性的行動是將聖女傅天娜（Maria Faustina Kowalska）封為第三個千年的第一位聖人。她是神聖慈悲訊息的見證人。教宗深知，在這個被兩次世界大戰與極權主義撕裂的世紀末，人類最需要的就是天主的慈悲。

禧年結束時，他發表了宗座牧函《新千年的開始》（Novo Millennio Ineunte），引用《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穌對伯多祿說的話：「划到深處去。」他呼籲整個教會不要停留於淺灘上（即僅僅維持機構運作），而是要勇敢地進入深水，走進世俗社會，捕獲人的靈魂。他要求所有教會機構（堂區、修會、醫院、學校、社會服務等）成為傳教的跳板，推動教會的核心使命：福傳。

在他生命最後五年中，病痛日益加劇，這位曾經登山滑雪、熱愛戶外運動的男子，被帕金森氏症逐漸奪去行動能力。然而他從不怨天尤人，而是以堅忍見證了：苦難不是人性尊嚴的結束，而是可以與基督十字架結合的救贖途徑。他讓千千萬萬與病痛奮戰的人看到：這位教宗懂我的痛，而我也可以讓自己的苦難參與基督的救贖工程。

即便身體衰弱，他仍不停止與年輕人交流。2000年在羅馬、2002年在多倫多舉行的世界青年日，吸引了無數青年。他們不是因為教宗的外表或話語風采，而是因為他活出他所宣講的。他誠實、有勇氣、有一致性。他以身作則，從不要求青年承擔他自己沒有承擔過的事。他活出了英雄般的信仰生命，並鼓勵青年也活出各自的英勇旅程。

若望保祿二世留給我們的遺產，不僅是他的聖德與榜樣，更是他重新喚醒了教會的使命感，那就是為這世界帶來福音的真理與醫治。他教導世界：我們不是偶然出現的宇宙塵埃，而是有永恆使命的自由人，應以自由為他人服務。他也重新定義了真正的人類社會是什麼，不是階級、種族或消費所構成的虛假社會，而是一個因基督而結合的愛的團體。